成为高收入国家的标准动作，发达国家的工业化历史经验有哪些特征？

1、市场力量主导的工业化进程，不是前苏联模式那样的国家主导工业化进程。市场力量主导不意味着政府什么都不干。政府需要保持稳定的发展环境，提供基础设施。政府对市场是帮助而不是替代，主要还是依靠市场配置资源。

2、按部就班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美联储圣路易斯分行文一教授从产业发展视角总结过发达国家工业化的几个基本阶段：首先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大规模生产；然后是能源、动力工具、交通基础设施的工业化“三足鼎立”阶段：再后来是大规模的生产工具生产(钢铁、机床等等)，以及相对成熟的金融体系。这背后有一套循序渐进的市场扩张——专业化分工——生产率提高的良性循环逻辑在里面。

3、当工业部门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达到40%左右，人均GDP达到8000-10000国际元(1990年不变价格，购买力平价，下同)时候，工业化渡过高峰期，工业部门增速低于GDP增速，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增速高于GDP增速，有学者称之为“去工业化进程”。

凡是符合以上三个工业化进程“标准动作”的经济体，几乎都成为了高收入经济体。个别不符合这些特征的高收入经济体也有，比如澳门，还有一些产油国家，这些是特例，不足为鉴。

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则完全不同。最大的不同点是过早地去工业化，当人均GDP还在4000-5000国际元，工业部门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还很低的时候，工业化就停滞不前了。丧失了工业化对提高生产率的支撑，经济增速也随之陷入停滞。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工业化是中国有识之士的百年夙愿。清朝后期以来，尽管中国的知识阶层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等诸多领域的认同上存在严重分歧，但他们普遍认同工业化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建国伊始，国内民生凋敝、百废待兴的现状和国外严峻的敌对势力威胁更进一步凸显了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迫切性。

然而，如何实现工业化却是新中国政府亟待探索的未解难题。从1949年建国伊始的新民主主义，到1953年开始的全面效仿苏联式计划经济，再到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国政府不断加码，不惜以牺牲其它部门发展和百姓生活消费为代价，倾举国之力推进工业部门的赶超发展。但事与愿违，工业部门发展有限，农业和服务业部门也遭受了严重打击，社会民众对政府产生了严重不满，政府内部也出现了严重分歧。

这些经验教训令中国政府意识到，以广大民众的生活水平为代价发展工业，不仅无法成功实现工业化，还会造成严重的发展倒退和社会不安定。

上世纪80年代以后政策的核心宗旨是寻求市场与政府力量的结合，向市场要工业化效率，向政府要工业化速度和规模。具体政策主要包括：

(1)在工业领域，尤其是一般工业消费品领域，推进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措施，例如80年代和90年代的价格改革、80年代末对私有企业身份的法律认同、90年代中期的放开FDI政策、90年代后期的国企改革政策、2001年加入WTO等；

(2)通过各种手段保持对工业部门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扶持，例如在工业用地、税收、收费、厂房建设和信贷方面给予优惠，通过巨额购汇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以保持出口和进口替代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对工业部门研发等设置专项财政支出等；

(3)利用公共部门资金支持与工业部门发展配套的开发区、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在降低工业部门运营成本的同时，扩大对工业品的需求；

(4)在农业和医疗、教育、铁路、通讯、金融等诸多服务业中实施价格管制和准入管制措施，不鼓励资源流入这些领域。

不仅是中央政府和知识界重视工业部门发展，地方政府从自身利益出发也热衷于推动工业部门发展。地方政府无论是出于地方官员GDP“锦标赛”动机，还是出于财政激励下的竞次发展模式，地方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

全国各地政府通过提供低成本厂房和配套措施、低成本使用土地、减免税收手段招商引资，并展开区域之间的竞争招商引资。招商引资的主要对象是工业企业。地方政府收入的很大部分，再加上大量的地方政府银行贷款，被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工业化进程基本上是市场力量主导的工业化进程。或者说80年代以后市场力量主导的工业企业发展很成功；非市场化力量的工业企业多数都被淘汰了，至少在工业领域内非市场化的份额越来越小。

从产业角度看，工业化最开始也是劳动密集型工业，低端的纺织、小商品等等；90年代末以后是能源、动力工具、交通基础设施；进入21世纪的三到五年以后开始钢铁、机械设备制造的快速扩张。

2008-2010年左右开始的从制造到服务转型也是非常标准的动作。2008-2010年期间中国经济达到了工业化高峰期，接下来几年从人均收入水平、工业与服务业增加值份额、工业与服务业就业份额以及消费支出份额几个维度看，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结构转型期。

中国经济从制造到服务的转型与发达国家经验高度类似。两个关键指标，一是工业部门增加值超过40%；二是人均收入超过了8000国际元以后才开始转型。去工业化并不意味着工业不再重要。与经济转型前相比，工业部门面临的挑战是该部门的资本积累和数量扩张空间受到限制，产业升级压力更迫切。过去几年，中国在工业产业升级方面做得也不错，有以下几方面证据：

一、研发、专利保持快速增长。哥伦比亚大学魏尚进教授等最近有一篇文章梳理了中国的研发和专利情况，文章内容很丰富，这里只提两个：研发投入在GDP中的占比快速上升，2010年达到经合组织国家均值1.88%，2014年达到2.05%；无论是中国国内还是美国申请和通过的专利数量和质量都保持高速增长。

1995-2014年，被发达国家授予专利的增速年均28%，比国内通过的专利增速还高。专利包括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其中发明被认为最技术密集，中国专利中发明占比从1995年8%上升到2014年18%。

二、出口单位附加值快速增长。这是反映制造业进口替代能力提高的侧面证据，越来越多以前中国没有能力生产的、技术相对密集的进口中间品被国产替代。张斌、王雅琪、邹静娴在一篇尚未发表的工作论文中计算了金融危机前后两个阶段的中国出口附加值率变化，发现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出口产品附加值率的增长速度高于危机前时代，且出口产品附加值率提高的主要来源是中国企业在技术相对密集的中间品生产方面快速进步。

三、行业集中度快速提升。这是资本市场研究员最近很关心的一个现象。程定华博士基于大量调研和上市公司数据研究所指出：“在2010-2016的过去几年时间里，所有的传统行业都出现行业集中度的上升，行业集中度上升的速度极其快。在很多的产业里面，它实际有效的产能也就只有排在前10名的公司了，排在前10名以后的公司虽然它还有产能，但它已经不怎么生产了。”这是很残酷的优胜劣汰过程，但带来了效率提高。

四、国产品牌崛起。以国产品牌手机、汽车为代表的大类制造业国产品牌市场占有率迅速攀升。尤其值得提出的是近年来国产汽车品牌的快速崛起。乘用车市场当中上升最快的是SUV汽车，2016年国产品牌在SUV销量前十名的排行榜当中占据半壁江山，2017年前两个月国产品牌在SUV销量前十名中占了八名。

之所以强调汽车，一方面是因为一部汽车需要大概1万个零部件，是工业化能力的综合体现；另一方面是因为10万元以内的中低端汽车销量的快速增长反映了中国更广泛的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提升。

经常有政策制定者和学界人士担心，中国的制造业水平不高，很多高精尖的东西做不了，与德国和日本的高端制造业差距还很大。这是事实。但从发展角度看，重要的是工业部门能力提升的速度而不是水平，水平差距恰恰是增长空间，而中国在能力提升速度表现还不错。私人部门主导、高度开放和充分竞争市场环境，再加上中国的规模经济优势，中国工业部门的快速进步顺理成章。

中国能够在高度开放竞争环境下，生产出来有世界竞争力的家用电器、手机、汽车、机械设备以及其他众多中间投入品。很难想象这样的国家不是中等发达程度的工业化国家，不会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2016年中国人均GNI达到14450美元，Lavopa和Szirmai(2014)给出的高收入门槛是15000美元，中国已经非常接近高收入水平。

按照世界银行经Atlas方法调整的市场汇率计算，2016年中国人均GNI8450美元，高收入门槛是12476美元，假设高收入门槛每年增长1.9%，中国人均GNI年均增长为6.3%，可在2025年达到高收入门槛，如果考虑到增长过程中的汇率升值，则可更早几年达到高收入门槛。

走向高收入的焦虑

工业化带来了收入提高，是实在的福利改善。随着收入提高突破8000-10000国际元的门槛值，对家用制造业产品的需求增长逐步放慢。电视、电冰箱、洗衣机、汽车等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依次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前十年达到高点，之后持续下降。截至目前，除了汽车的需求收入弹性还大于1，其他产品都在0.2-0.5之间，即便是汽车的需求收入弹性也在下降趋势通道当中。更高收入水平上，需求开始转向人力资本密集服务业。

从国际经验来看，收入水平提高并达到8000-1000国际元以后不仅对工业品需求增长放缓，对劳动密集型服务业需求增长也在放缓，对富含更高技术含量的服务业需求更快增长。对这些服务的消费成为福利改善的更主要来源。

衡量更高技术含量服务业的关键标准是该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和工资水平，这些服务业也被称为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从各国的经验来看，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包括大量私人部门提供的服务，也包括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广泛地分布于卫生、医疗、教育、科研、通讯、金融、交通、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等各个服务业部门。

近年来居民生活抱怨最多的是“新三座大山”：住房、孩子上学、老人看病。住房难和住房贵背后的问题不在于房子本身，而在于房子所在地理位置附带的交通和公共服务质量，所反映的是城市公共管理和城市公共服务缺陷。“新三座大山”集中凸现了当前中国的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供求矛盾的困境。

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发展有两个瓶颈，这些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和生活福利进一步改善的瓶颈。

第一个发展瓶颈是管制政策扭曲。从发达国家经验看，能够由市场主导的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范围很宽，远超出当前中国私人部门涉及的服务业范围。当前中国私人部门面临着市场准入的限制，与此同时还面临政府对非市场化参与者(以事业单位为主)的各种或明或暗的补贴(信贷、财政拨款、养老和医疗保障等)，以及上级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对非市场化部门更有利的竞争政策环境等。非市场部门缺少市场化激励机制提升服务数量和改善服务质量，而私人部门面临巨大的需求潜力却被管制政策扭曲拒之门外。

第二个瓶颈是政府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发展滞后。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供给主要面临两个难题：

一是激励机制扭曲。各级政府公共政策决策更看重的是当地GDP和税收增长，这紧密关系到官员集团福利和地方官员升迁。提供公共服务更多被政府视为只有投入、鲜有回报的负担。政府还没能很好回答“为什么要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问题，在改善公共服务方面的意愿和投入严重不足，且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

二是信息扭曲。即使政府有意愿改善公共服务，政府面临的另一个难题是基于何种信息有针对性地提供有效服务，如何把公共财政资源用在刀刃上，而不是仅凭长官意志决定。公共服务源自本地居民复杂多样的需求，具有很强的本地化、非标准化特征，需因地制宜提供。只有广泛、充分接收基层民众信息，经专家科学论证才具备改善公共服务的信息基础。

但现实决策中，没有机制确保公共服务决策的信息基础，基层群众的需求信息难以充分、有效地传递到决策部门。激励机制扭曲和信息扭曲，根源上都来自公共服务需求方和供给方处于严重的不平等位置。供给方可以置需求方的诉求不顾，需求方对供给方缺少有效监督和强制执行力量。

近年来要求放宽服务业的过度管制、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的呼声很高，政府颁布的文件中也显示了在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领域的改革意愿，但是在具体实施层面进展缓慢。问题出在没有抓住核心问题。

核心问题是缺少有效的问责机制。有效的问责机制驱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面对和解决公共服务供给问题，解决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激励机制；问责机制同时也给各方面的决策者和专家提供了信息，部分克服公共服务得信息不对称；问责机制给公共政策决策过程带来了新的制衡力量，让利益分配更加平衡；问责过程也是更多人关心和学习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特别是年轻一代通过学习保持客观、理性的观念。

建立问责机制需要一系列条件支持，职责不清难问责，决策不公开透明难问责，缺少普通民众和媒体问责权利的法律保护难问责，相关部门对于问责不闻不问更是让问责形同虚设。

问责的质量未必专业，未必正确，很多问责甚至无厘头。但是没有问责，供给改良甚至没有找不到一个能看到希望的起步。高质量的问责和供给改良之间的良性互动，需要足够的时间和耐心。问责是暴露问题、揭示矛盾的过程，这对政府和民众都是很大的挑战。为了避免短期内矛盾集中爆发，切忌好大喜功。从历史和国际经验中找到改革的突破口，一届政府在1-2个重点服务业领域取得成功的改革就是了不起的成绩。